观察 | 倡导以责任伦理为支撑的志愿者精神
导 读：
撰文 | 唐苏
编辑 | 坛子
排版 | 坛子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这个日子，本意是在每年的今日组织青年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早在这一天的一个多月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无需特意组织，就已经在全国各地自发铺开了，持续至今，而且还将深入。
可以说，新冠疫情带来了一言难尽的生离死别，也带来了感人至深的守望相助。期间，数以万计志愿者挺身而出，为抗疫、为挽救生命、为帮助他人全力以赴，不辞辛劳，不问得失，宛如暗夜里的星辰，汇聚成星空，使人感动而怀有希望。
但是，今天我想要重点分享的不是个别志愿者的事迹，而是对支撑这些志愿者行动的志愿者精神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并非原创，综合了前人的不少洞见。
一般认为，志愿者是指以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力等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志愿者精神是一种在自愿、无偿条件下向社会、他人提供公益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个人对生命、社区和社会的积极态度，昭示的是人类共同的努力能够让世界更加美好的信念。
志愿者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提供志愿服务，践行志愿者精神。其本质是一个社会行为者，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角色。这意味着仅凭古道热肠和浪漫情怀，是不可能充分诠释志愿者精神的要义的。在现代社会，志愿者精神的要义除了奉献、友爱、互助和进步，还应当包含责任。而且，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传播的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力等多重因素，责任应当在志愿者精神之要义中更具主导性。换句话说，我更加倡导的是一种以责任伦理为支撑的现代志愿者精神。
马克斯·韦伯晚年对“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其中，信念伦理注重行为者主观的善良意志，认为伦理价值的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而责任伦理则注重行为者行为后果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行为者要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马克斯·韦伯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
这并不是说要把信念晾在一边，让责任成为压在行动者肩头的重担；而是说，行动者一旦基于自愿选择采取了某一行为，就要不仅仅把它作为展现自我或满足自我的一个手段，而是要对它付出自己全部的热诚和努力，并且敢于为其后果而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伦理呈现在志愿者身上，就是在面对社会需求或社会危机时，既不消极等待，也不麻木冷漠，而是基于自主选择和责任能力积极采取行动，去勤勉而敬业地做自己能做而当做的工作，以尽自己的一份公共责任。简言之，就是要做到恪尽职守，无论所提供的是需要专业技能的志愿服务，还是主要依靠体力和时间的志愿服务。
鼓励更多有专业技能和职业背景的人士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但无论如何，恪尽职守是根本。志愿者如果能够在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恪尽职守，那哪怕其提供的只是劳力和时间——例如装卸和发放物资——或最终遭受失败，其志愿服务也能被赋予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其人格也将是挺立而丰盈的。而在实践的意义上，志愿者如果能够在投入热情和爱心的同时恪尽职守，那哪怕最后不能完全发现和填补市场与政府失灵导致的公共服务缺漏，也不至于再添一道因志愿服务失灵而导致的新鸿沟。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志愿服务尚能为盲区里的人们带去希望；但如果志愿服务也失灵了，那盲区里的人们恐怕不但不能需求得到满足，还有可能雪上加霜。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特定公共危机中，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导致医生因防护物资不合格而暴露在感染危险中、感染者生命因挽救不及时而逝去，或感染者因发现和隔离不及时而传染更多的人。所以，倡导志愿者安全、有序、合法、友爱地投入志愿服务，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内在建立起来责任伦理的意识和能力。
在这次新冠疫情抗击中，志愿者古典团队是责任伦理意识和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一个典型案例。抗疫行动是古典团队“第一次完整地参与一次公益活动”，他们的“计划很简单”，是“给湖北一线医护人员送好的防护设备”。但是，在医护物资采购存在专业门槛、医护物资紧缺、医护物资价格暴涨、通往疫区的物流障碍重重等情况之下，这个“很简单”的计划其实非常不容易完成。
尽管如此，古典团队很快成立了募资、采购、物流和财务四个小组，走通了整个流程，还总结出详细捐赠攻略，包括如何识别货源、判断医院需求，如何在全球找货、通关、走物流，等等，并上线了SOP（标准作业程序）。截至2月16日，他们共募款1123万元，使用1114.7万元；采购了13万个N95级别口罩、18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约8.3万个FFP2级别口罩、约7万件防护服、5.6万个护目镜，以及100万双医用手套，发往275家医院。
为什么自称“新手”的古典团队能够做到这样？能够高效地把本来专业领域、职业背景里的经验和特长调整应用到志愿行动中去，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在底层起到支撑性作用的，恐怕还是他们的责任伦理意识和能力。粗略来看，古典团队注重的伦理责任包括对捐赠人的责任、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责任、对团队志愿者的责任和对公益行业的责任四个方面。这四方面的伦理责任有双重特性，既有外在强制的成分，也有内在自发的因素，但是，无论是来自外在还是内在，最终都转化成为团队及团队成员内在的价值导向，并分别转化为不同的责任行为。
例如，在医疗防护物资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价值的情况下，本着对捐赠人负责人的角度，“决定不参与价格竞赛”，而且在没有更好货源之前“暂时不再接受捐款”，因为一线最缺的其实是物资，而更多的善款进入并不能增加物资，即解决问题；在需求收集上，他们采取的是逐个医生核实身份、收集需求、确认需求、需求评级的方式，就是为了把用捐赠人的钱买来的物资送到有真需求的一线医护人员手上；在资源有限、物价高涨导致确实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他们团队里反复告诉队友的是“大家已经尽力了”“不要盲目担责，帮不到所有人并不是你的问题”；而在原本已打算撤出却仍收到缺少隔离衣、鞋套的医生的求助信息的情况下，他们又快速撰写项目报告，总结行动经验公开分享，并号召多公益人、公益团队理性地加入，“希望多救一条小鱼，希望多一个人救小鱼”。
那培育和弘扬以这种以责任伦理为支撑的志愿者精神，需要什么样的空气和土壤呢？有四点以抛砖引玉：
首先，要有一个相对广阔和自由的社会和制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只要他/她愿意；不同的志愿行为动机都能够自主地存在和传播，且与之相应的志愿行为都能够顺畅地发动和实施，只要它不悖逆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其次，扩展社会公共领域，增加公众参与公共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中的公共价值理性有助于催生志愿者精神所需的信任和合作氛围，促进志愿精神责任伦理的理性实践。
第三，在弘扬志愿者精神之时，一段时期之内，更多地强调和弘扬责任伦理，使提升责任伦理意识和能力逐渐成为主导性和普遍性的理念——总体而言，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更偏重的是信念伦理，而对责任伦理相对关注不够。
第四，关注并推动志愿者精神与实践的理论研究，促进志愿者精神的跨文化交流，加深对志愿者精神与实践的理论认知，沉淀与以责任伦理为支撑的志愿者精神的知识、经验、教训与智慧，等等。（完）
参考资料：
金锦萍，请认真对待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的权利，南都观察家
张 强，志愿服务在疫情防控中的角色定位与工作路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曾 琰，公共精神：志愿精神培育的内核
贺 来，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更多关于志愿者与志愿者精神的分享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
（疫情爆发后）我取消了与家人的春节聚会，参加了IWILL京鄂志愿者联合行动核心专家组。1月23日上午10:00武汉封城。我自下午1点半参与IWILL与武汉、湖北连线讨论开始，到现在从未停歇，没看春节晚会，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甚至除了为观察北京街面出去一次外，一个整月就一直蹲守在电脑、手机旁战斗。
自参加线上救援行动第一天起，我给自己定位为三线志愿者，以支持武汉一线抗疫行动为使命。1月23日晚10点半，从当日密集调研和以往经验中我做出了判定，新冠病毒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体性大灾难。它远高于17年前我曾参加的抗击非典大战。抗击新冠不能只依靠医院收治一个个病患，更要在防控体系的上游——直面群体的社区防控做组织和安排。上游不筑堤坝，下游必发洪灾。社区防控是抗疫之战的先头阵地，而且只有发动社会力量协同作战才能守住阵地。之后，武汉社区一线调研与建议成为每日作业，简报、要报、记录、表格成了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
其间，我结识了太多新朋友，有来自武汉一线的，还有来自北京各界的一流专业志愿者。我和他们在IWILL品牌下并肩战斗一个多月，虽从未谋面却成了相知颇深的战友。
王振耀，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志愿服务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支柱之一，志愿精神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因。抗疫阻击战，几万名志愿者在武汉和湖北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事迹！他们奉献的是时间、金钱、物资和贴心照料的温暖甚至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们所展现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品格，更是大爱无疆的慈善力量！今天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日！我特别想起募集300多吨医疗物资前天亲自带车队进入武汉并与一批青年志愿者共同卸车的钢子、徐志鹏两位年轻的企业家、慈善家，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作为老师，我为他们的奉献精神而骄傲，更是深深向他们致敬！以他们为典型的全国青年志愿者，确实正在以行动展示中华民族的未来！
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法研究中心主任：
从疫情发生以来，在紧急驰援方面，活跃着大量如同许鹏一样的志愿者，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畏艰苦、不惧生死，全力以赴；在政府启动一级响应之后，针对武汉地区的医护人员交通问题，也是武汉市民以志愿者身份自发组织爱心队，为医护人员提供服务，不论早晚，不怕感染；针对各一线医疗机构应急物资紧缺的困境，不知有多少微信工作群因此设立，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甚至彼此之间素昧平生）迅速聚集，并彻夜活跃着，快速形成寻找货源、验货、下单、清关、运输、仓储、提供需求对接、发放物资、整理信息、回馈捐赠者……等一条龙服务体系，不计报酬，不顾作息。（这一个月来，就我自己参与的此类工作群不下十个，从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制氧机、呼吸机、安心裤、奶粉、防寒服……只要前线传来需求，立马有求必应，竭尽全力。）
还有由远程医护人员组成的专业志愿者团队，陪伴当初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患者，从远程给予专业指导和心理安抚，给这些人群带去希望之光。价值敏感度高的人一旦卷入，便惊讶地发现自己迅速成为“公益游侠”，激发出极大的潜能，可以不眠不休还精神抖擞，支撑他们的便是志愿精神。
房涛，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深圳市政协常委：
在我理解，志愿服务就是拿自己的时间精力、信任和劳动等，无私为公益、助他人。在新冠抗疫行动中，尤其看到各个社区的志愿者，他们可能还没有在深圳义工团注册，但他们的行为是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他们服务社区的采购、抗疫物资的分发、公共场所消杀、快递集结点的维护、为隔离户送东西送菜等等。志愿精神有如冬日暖阳，温暖他人，丰盈自己。
严昌筠，湖北荆门义工联秘书长，湖北省慈善总会物资分发督导组组长：
这次疫情给了社会力量展示自己的舞台。一开始各方面给我们的指示是不要动，不要添乱。大家都是响应号召，停止一切活动在家隔离。但我们就在最基层，能第一时间感受到需求，于是小范围地悄悄在行动。还不敢发微博、发朋友圈。等到民政部、中宣部、乃至本地市委宣传部红头文件号召，我们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了，在需求收集、物资转运、社区服务各个环节布满义工红马甲。
这次疫情这么大，远远超出我们原有组织的能力，于是，在一次次活动中不断拉群、组局，发动更多的人加入协作。往往只是向社会发出了求助信号，很快就能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得到各类资源支持，一关一关克服掉眼前的困难。也慢慢看到“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正眼看我们，并且开始加入，开始相信陌生人的肩膀同样可靠。
黄快快，志愿者、NCP生命志愿网络关怀组负责人：
起初参与到抗疫行列中时，想当然认为“我是学心理学的，理应提供心理咨询，抚慰受助者的心灵。”但很快我便意识到，在医疗资源紧张、一床难求的境况下，生存尚无法保证，这时兴冲冲地做心理咨询，满足的是志愿者的成就感，还是受助者的真实需要呢？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应做疫区需要的事，而非跟从书本中学来的空泛理论。参与志愿活动时，身边的伙伴给予了我极大的力量，有一群青年伙伴一同前行，虽难，我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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